逍遥天师（二）

逍遥天师

二

逍遥的这种微妙变化让我很高兴，我想应该趁热打铁，给他点事情做做，慢慢地将他的元气恢复过来。为这事，我考虑了很久。××不下台，让他去拍片，他肯定不干，这种事强迫是不行的；那末做什么呢？我从调查研究中了解到，我们电视台的编辑记者中，学过电视专业的只有广院出来的几个，其他都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因此从电视理论修养方面来看，都比较欠缺，当时时髦“研讨会”之类名称，我想是不是也来搞一个电视理论研讨会之类的组织，吸引青年人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地请一些专家来开开讲座，观摩一些好片，大家来分析分析，讨论讨论，慢慢提高大家的鉴赏能力？编辑记者的业务素质提高了，电视节目的质量自然也提高了。这不但实际工作很需要，也是他的长处，估计他会乐意干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活动，让群众慢慢理解他。于是有一天，我把他找来。

他兴致勃勃地来了，一进门就递给我一份材料，笑嘻嘻地说：“请您给提提意见。”

我打开一看，是一篇文章的复印件，题目是《电视采访初探》，洋洋洒洒一大篇，便说：“好啊，我正想学学电视理论呢，一定好好拜读。”

他嘿嘿笑着说：“拜读不敢当，您是老前辈，请您指教是真的。”

我说：“要讲办报我还可以说几句，电视我是外行，现在只配做学生，能不能提什么意见，还是等我读了再说吧。今天先不谈这个，请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接着便将创办电视理论研讨会的想法告诉他，问他有没有好处。

没想到他很爽快地说：“当然有好处，这事我也曾想过，但没敢提出来。”

我问：“你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办得起来？”

他说：“那就看你们领导了，你们领导想办，当然办得起来。”

我说：“这么说你对这事有兴趣？”

他说：“有啊！我可以给他们讲几课。”

我说：“不是讲几课，我想请你来负责筹办，怎么样？”

他吃惊地问：“叫我负责筹办？”

我说：“你不是想到大学教书吗？你看，论文都出来了。”

他连忙摇手：“不，不，不，叫我讲几课可以，负责不行，我是落后分子，怎么能负责？”

我说：“这是你自己封的，我可没有把你当落后分子看。”

他说：“在××的名单里，我一直排在另册。”

我说：“我不管什么正册另册，我只想请你来担此重任，你就说，干不干吧？”

他有些兴奋，又有些激动，想了好一会，忽然说：“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

我说：“你说。”

他说：“这个研讨会只能由你领导，别人不得插手。”

我说：“可以考虑。”又问：“你要不要配几个助手呢？”

他想了想，说：“助手咱不敢要，可以挑选几个人，成立一个勤务组一样的东西，负责日常筹划、选题、请专家、找资料等等具体事务。”

我一拍巴掌站起来说：“好，就这样，一言为定！”

他也站起来说：“一言为定！”

我又问：“什么时候开始动作？”

他说：“我这回去就拟计划。”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小伙子，看你的了！”

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心想，总算又把一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宣传部长，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很赞成，认为这件事抓到了点子上。有一天，分管人事的宣传部副部长、福建日报的老总编孙泽夫把我找去汇报电视台的情况，他是最早提出要把我从杭州弄回福州的，所以对我的工作一直很关注。我们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6点，他问得很仔细，对我介绍的许多改革设想很感兴趣，特别赞扬我们办电视理论研讨会，说等你们办出成绩，请你到省记协和新闻学会上去介绍介绍。还说，我原以为你没有当过领导，缺乏领导经验，想不到你还有一套办法，第一步就走得不错，这下我放心了。

逍遥很快将方案搞出来了，我也找了一些人谈，初步拟定了一个“勤务组”人选名单。当时，电视台内部团结存在一些问题，大学生中有一些派别，老中青之间也有一些隔阂，我在拟定人选时有意照顾到各个方面，因为这也是我解决内部矛盾的措施之一。我原以为这个名单逍遥不一定会接受，不料与他一谈，他沉默了一会，居然同意了。我索性把问题捅开，告诉他我希望通过这个研讨会慢慢地解决台内年轻人之间的团结问题，因为他是广院同学中的重要人物，希望他能起带头作用。没想到，他也爽快地答应了，并表示自己一定不做影响团结的事。

谁知当我把这个设想告诉台长时，台长沉吟了半天，说：“组织大家学习学习当然可以，但逍遥这个人不能用。”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电视理论，他那样的人能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电视理论？让他主持研讨会，会把青年人引到什么道路上去？”

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吧？他学的那一套都是广院老师教的，广院老师难道会教给他们资产阶级电视理论？再说，近些年新闻界也在开始搞新闻改革，有些传统的新闻理论观点也开始有人质疑了，究竟哪些对哪些错还很难说，有些不同看法让大家争论争论也是好事，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说：“我们可是党的喉舌，无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

我说：“这事是我主张搞的，出了问题当然由我负责。”我又搬出宣传部长的牌子，“这件事我还请示过×部长和老孙，他们也认为很好，支持我们办。”

他见我搬出两位部长，也不好再说什么，但还是说：“反正我不同意让他负责研讨会，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领导？我这是忠告，听不听你看着办。”

我笑道：“研讨会是一个群众组织，它的负责人算是个什么级别的领导？我无非是想让他干点工作，调动调动他的积极性罢了，总不能老让他游游荡荡做逍遥派吧？”

他也冷笑道：“恐怕你的好心未必能得到好报。”

他的脾气我早就知道的，所以也没把他的“忠告”当回事，筹备工作照常进行。很快，第一次研讨会如期召开，因为是第一次，来的人很不少，我去讲了几句话，逍遥谈了举办研讨会的设想，接着便由一位副台长传达去武汉参加电视艺术交流会的见闻，观摩日本专题片《现代中国妇女》和西德的一部音乐片。最后剩下的时间就让大家评论这两部专题片。

第一次的效果不错，大家反映有收获，我心里暗暗高兴。逍遥的信心也倍增，干得更起劲了，他和勤务组的其他成员共同商量，为了提高效益，决定每一次集中一个中心议题，然后围绕这个议题选择观摩片，或者请中央电视台或外台的名记者名编辑、本台的老记者老编辑作专题发言。其中有一次是请中央台副台长陈汉元讲电视专题片的创作，他是我国著名的电视艺术家，不但创作经验丰富，口才也极好，他以亲自参加创作的《收租院》、《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为例，把电视专题片创作经验阐述得明白晓畅，生动有趣。整整一个下午，会场上笑声不断，在我印象中，这是参加的人数最多、最成功的一次。

10月下旬，我到南京参加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电视台协作会议，会后到上海，因为正在筹拍的电视剧《通向黎明的路》遇到了麻烦，耽搁了好几天，然后又回杭州家里看看，杭大新闻专业的几位老师先后来找我商量新闻专业的事，又逗留了几天，回到福州已是二十天以后。逍遥听说我回来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气咻咻地说：“老俞，研讨会搞不下去了！”

我说：“不是搞得好好的吗，怎么搞不下去了？”

他说：“你走后我们开的那次研讨会，会刚开始，××就夹了一叠文件来了，往主席台上一坐，说你们不是开电视理论研讨会吗？业务学习当然需要，但更需要的还是提高政策理论水平，我建议你们每次研讨会增加一项内容：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文件。今天我先来开个头。接着就搬出文件念起来。咱们的研讨会本来就是研讨电视业务么，他这么一搅，我们还怎么搞？”

我心里也很气，但没吭声，只默默地听着。

他说：“老俞，当初我可是同你说好了的，研讨会只属你一人领导，跟他没有关系，他凭什么对咱们指手划脚？”

我说：“他毕竟还是台长啊！”

他说：“如果他一定要来插手，那咱们只好停办！”

我说：“这样吧，研讨会还是按原计划进行，××那里由我去同他谈谈，好吗？”

他犹豫了一会，好像还有话说，但终于没说出来，无奈地站起来，叹口气说：“那我先走了。”我心想他一定还会来找我，他心里是藏不住话的。

果然，几天以后他就给我送来一封长信，其中历数了我半年来的工作情况，最后说：你到电视台已经半年了，本来大家都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但半年来你一事无成，你不敢和××斗，还是一切都由他说了算，大家的心都冷了。希望你能同意我调离电视台，还是让我教书去吧。

读完这封长信，我感慨万千。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呢，只是我不愿意与××的关系搞得太僵，让别人以为我等不及要抢班。我是把许多的不如意憋闷在心里。我也曾找过宣传部长诉苦，要求调回杭州去教书，部长安慰我说：“快了，你再忍耐一段时间，他快到点了，一到点就让他下。”如此，我只好耐心等着。

我把逍遥找来，又同他作了一次坦诚的谈话。我首先谢谢他坦率的批评，我对他说，我一来就同你们说过，不要对我希望过高，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更没有在电视台工作过，哪有本事把电视台的面貌一下子就改变？何况我还只是个副台长！这不是谦虚，我绝对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有一条我敢向你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带私心杂念来，想到这里来捞点什么。如果我是那样的人，就不会等到五十多岁了才来当个副台长，早八年我就可以当了。我这次来，凭良心说，我是盛情难却；既然来了，我就想好好干一番事业，至少不能让大家失望，至于能干到什么程度，那就看我的本事了。你们已经看到，我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能干，但你们也要给我时间，不能操之过急。不要说我现在的地位，我不可能放手干，即使我接了班，当了一把手，你们也不能希望什么事都一办就成。”

他点点头，说：“我理解，我理解！”

我说：“××快到点了，大概我也快接班了，这样好不好？你再耐心等半年，再看一看，如果半年以后还不满意，我一定放你走！不但放你走，我也回杭州。”

他沉默了一会，说：“好的，好的，我再看看。”

不久，我正式接任台长。逍遥得讯后当即跑来找我，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新闻部的年轻人打算好好庆祝一下，我连忙制止，说你们千万别帮倒忙，他想了想，大概觉得有理，便说：“那好，咱们两个人私下庆祝一下吧。”说着掏出“万宝路”抽出两支，分给我一支，说：“祝你胜利转正！”

这以后逍遥的情绪明显好转，积极性似乎也调动起来了，谁知不久又出了一件事情。

1987年1月中旬的一天，分管人事的副台长跑来找我，说宣传部刚刚来电话问他，我们知不知道逍遥曾于12月间去福大向学生发表演讲，都去讲了些什么？问我要不要派人去福大了解一下。我一听头就大了。近一两个月，全国许多地方闹学潮，口号都是“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尽管这些口号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共产党用来发动群众，首先是发动学生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最有力武器，但自从执政以后却最忌讳别人谈论这些问题，单单是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就有多少人因此被扣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遭受了二十多年政治迫害，更不要说鼓动学生和群众上街搞什么群众运动了。逍遥这个时候到大学演讲，除了讲这些东西还能讲什么？我深知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宣传部已经查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已经被动了，当然应该马上派人去福大调查。很快，去福大的人保干部回来向我汇报，说逍遥演讲的内容正是这些东西，看来问题还很严重。我当即把新闻部主任找来，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也不知道。于是我让他把逍遥找来。

我说：“听说你曾去福大作过一次演讲？”

逍遥先是一愣，随即笑嘻嘻地反问：“您怎么知道？”

我说：“人家都查到我们头上了，我们还蒙在鼓里！——到底怎么回事？”

他见我态度很严肃，便也收起笑容，说：“大概是去年12月下旬吧，福大的一位老师是我中学的同学，来找我，说现在大学里学生的思想很活跃，主要议题是民主和自由，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他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个活跃分子，挺有名的，现在又在电视台工作，与社会各方面人接触得多，想请我去给学生做一场演说，给学生一些指导。我哪是做演说的料？当场就拒绝了。可是第二天他带了两个学生会的什么主席、宣传部长来找我，磨了半天，我还是不答应。第三天他们又来了，说是实在物色不到更合适的人，要我无论如何去讲一次，哪怕讲一个钟头也行。我被他们缠不过，只好答应了，但要求他们听的人不要太多，范围越小越好。我整整准备了三天三夜，才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去了，一到才知道，听的人竟坐了满满一礼堂，把我吓了一跳，但这时箭已在弦上，想逃也逃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上去胡说了一通，大约就个把小时。”

我问：“你都讲了些什么？”

他说：“也就是我对民主自由这些字眼的理解，从‘五四’讲起，讲到现在，当然也联系到了国外。我讲得还是很谨慎的，许多学生不过瘾，纷纷递条子，要我回答，有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我都推说不了解具体情况避开了，当然也对目前我国的选举制度和干部任命形式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我自己认为，我的讲话内容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许多学生还递条子说我保守，思想不解放。不信，你可以向我那位同学调查，他现在是福大团委书记，我看见有人专门做纪录的。”

我问：“你事先怎不给我打个招呼？”

他笑笑说：“我是想这类事情您不知道比知道更好，不知者不罪么。说实在话，我因为考虑到您，才没有敢大胆放开讲。”

我问：“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来好些地方都在闹学潮吗？”

他说：“听到一点，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说实话，我是反对学生这种做法的，学生这样闹，不但争不到民主自由，相反会引起当局的反感，这不，政府都颁布群众集会、游行的规定了，这个规定就是学生逼出来的。许多时候，学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个观点，那天有学生问我，我也讲了。”

我想，话谈到这个份上，再批评也没有意义了，便说：“以后，这类出头露面的事，尽量少做，多干点踏踏实实的事吧。”最后，我叫他回去好好读读人民日报上的有关文章，对照对照自己的思想，这一段时间不要再出头露面。

他问：“我这事，对您有影响吗？”

我说：“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他松了口气，说：“那就好。”

谈话的第二天，198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免去胡耀邦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转眼到了春节。本来我想过让老伴到福州来度假，后来一想不行，春节前后，我要是留在电视台，肯定捞不到休息，不要说工作扔不下，仍得天天坚持上班，就是往来拜年应酬，也必定忙得不亦乐乎。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头头为了拉电视台的关系，定然要来送礼拜年，作为一把手自然不能避开，否则会被人视为傲慢，瞧不起人；许多省级领导部门的头头和过去的老上级老朋友，我也要登门送礼拜年，人在福州而不去拜年，也会被视为傲慢，目中无人；要是轮着一个个去拜年呢，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如果选择一部分拜年呢？拜到的当然高兴了，没有去拜的心里就有了想法，这个俞某人势利眼，他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结果必定落得左右不是人。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凭多年参加政治运动的经验，胡耀邦下台以后，跟着来的必定是一连串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对于这种会议，我的确有些厌倦，能避开总想避开。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按计划，春节前只是做一些准备工作，春节后才正式开始抓机构改革和节目改造，现在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不妨让大家放放松松过个春节，养精蓄锐，过完春节，大干一场。

由于以上几方面原因，我决定还是回杭州去度假的好。本来我走前应该向宣传部至少向厅里打个招呼的，怕他们不同意惹出麻烦，便只在台委会上布置了一下，就偷偷地打道回府了。

第十五天，我回到福州。代我主持工作的副台长立马来向我汇报，说省委书记和省长、省里的其他几位领导，宣传部长，还有福州市的书记、市长等等，春节期间都来拜年了，都曾问起我；省、市的许多部门和企业的头头也都来拜年了，有的还送了礼品来。接着又说：“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你汇报一下：电视理论研讨会我宣布暂停活动了，是经过台委会讨论的。”

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

他说：“你回杭州以后，宣传部就来电话要我们上报对逍遥的处理意见，为了避免麻烦，我们讨论了一下，决定先把逍遥主持的电视理论研讨会暂停再说，好先向宣传部作个交待。”

这时候，台一级领导班子尚未改组，原来几个副台长虽然对老台长也有一些意见，但对逍遥等几个人也不看好，做出这个决定也不奇怪，我没有吭声，只是觉得很可惜，好容易才弄起来的电视理论研讨会，就这么一句话便否了！

我把逍遥找来，问他电视理论研讨会的事怎么办？

逍遥说：“这事我想过了，我看先停一下也好。也许是我们组织得不太好，好像大家的积极性并不怎么高，观摩外国片的时候大家都来了，看完片便都走了，留下来座谈讨论的人很少。如果还要办，得好好研究总结一下什么原因。我们几个人商量，觉得办个刊物可能比搞这种研讨会效果更好。”（后来就以福建电视台青年电视工作者协会的名义办了个《红绿蓝》杂志）

我想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电视理论研讨会，就这么夭折了。同时又想，这个人的思想方法是有点偏激，平常还好，一碰到事儿就会出纰漏。得想个办法治治他偏激的毛病。好好的一块材料，不慢慢雕琢雕琢，可惜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