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大欢喜——我看“余秋雨现象”

附录：

皆大欢喜

——我看“余秋雨现象”

（2000年7月23日）

当今中国文学出版界最热门的焦点人物大概要算余秋雨了，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散文集出版以后，先是有人出来拍案叫好，说余氏“开创”了我国一种“崭新的散文文体”，甚至有人把他说成是当今文坛的“散文救世主”，使得这位一直以戏剧理论见长的教书先生转眼间变成了中国当代第一大散文家。但紧接着就有人出来唱反调，说余氏的“秋雨体”散文如同六十年代的“杨朔体”散文一样，不值一读；还有人专门挑他的知识性毛病，说他的散文中引用的不少史实都搞错了；有人甚至认为他不仅不是散文的“救世主”，相反是贻害无穷的“散文终结者”。再接着，有个叫余杰的年轻人又出来“揭老底”，说余氏在“文革”中是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石一歌”的成员，写了许多见不得人的文章，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声色俱厉地责问“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最近，四川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一部一个叫聂作平的人写的书，书名就十分吓人，叫《“审判”余秋雨》……

对于这种火爆的闪烁着刀光剑影的“余秋雨现象”，我最初的感觉是兴奋，以为这是为我国长期以来死气沉沉的文艺批评界冲开了一道闸门，似乎看到了一线美丽的曙光。但久而久之，这种感觉便消失了，忽然有一天，我把捧的、骂的、挖老底的、写书的和出书的几方面串连起来认真地想了想，发现尽管他们的观点仿佛水火不容，架势也似乎要拚个你死我活，其实各方面都是得益者，其结果是皆大欢喜。于是便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先说捧的。长期以来，中国文坛有一种怪现象：拉帮结派。“帮派”内某个人写了几篇文章或出了一本书，其他“哥们儿”就赶快粉墨登场，敲锣打鼓，呐喊助威，据说有相当一部分“知名作家”便是这样“捧”出来的。当然，今天你捧了他，明天他就来捧你，礼尚往来，大家得益。我不知道最早“发现”余氏“开创散文新文体”的批评家和余氏是什么关系，但我相信那些鼓吹者中间肯定有这样的人，他们把余氏捧成了“散文大家”，他们自己当然也就成了发现“散文大家”的“伯乐”了。而余氏确也曾为不少人写过“序”什么的，替这些人鼓吹。

次说那些骂的。靠骂名人出名，是中国的特产，所以国人中常常会涌现出一些什么人都敢骂的勇士。你们都夸他好，我便偏说得他一钱不值。他的用心看起来是想抹杀对方，实际上是为了宣扬自己，而其效果往往出奇的好，比自己写文章让别人赞美成名不知要容易和快捷多少倍。比如余杰这个名字，以前虽然也在报刊上见过，但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却是在他挖余秋雨“老底”的文章发表以后。又比如，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个棋圣聂卫平，要不是那本耸人听闻的《“审判”余秋雨》，谁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聂作平”呢？因为余秋雨被人捧得太高了，成了“大名人”，因此骂他的人也便跟着出了名，谁骂得越凶，谁出的名就越大。其实，比如余杰，他那么一个聪明人，从他的文章所流露的思想状况来揣测，如果让他早生一二十年，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激进的“红卫兵”或“造反派”，不会不知道要求当时也不过二十多岁的余秋雨“忏悔”“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何况据说他这篇文章还是从别人那里“剽窃”过来的，那末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越闹越凶呢？无非想制造一点“轰动效应”，让别人记住他“余杰”的名字罢了。事实上他也达到目的了。

再说余秋雨本人。无论是骂是捧，对他都只产生一个效果：出名。在中国，挨骂似乎比吹捧更容易引起读者注意，例如有些书本来销路平平，突然听说要被查禁了，一夜之间，销路大增，甚至提价也有人买，就是证明。余氏也是个聪明人，他很懂得利用中国读者的这种心理，隔一段就出来反驳一下，或者发一个声明，或者扬言要到法院打官司，或者干脆宣布“封笔”，仿佛他生怕“冷场”似的。但实际上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向法院提交过起诉状，更没有“封笔”，相反地倒是越写越勤了，以前还可能几天十几天写一篇文章，现在倒变成一天写一篇甚至两篇三篇了（例如收入《千年一叹》书中的日记，最近又被邀到欧洲90多个城市旅游写作）。这么一想，便觉得余氏的确有一些“矫情”，甚至让人怀疑他的那些“声明”“谈话”，其实是他自我炒作的一种策略？因为这样“炒作”的结果，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书的销量也越来越大。

最后说出版社。出版社最怕的是出了书无声无息，最喜欢的是捧和骂，因为无论捧或骂，都能使书的销量大增，销量越大自然赚钱越多，所以在这场热热闹闹的“余秋雨现象”中，出版社始终是冷眼旁观，未置一喙。（间或也趁机耍点小把戏，例如书名保密，却又放出风声，制造悬念等）当然他们心中窃喜，这是谁都猜想得到的，甚至有人还怀疑这一切可能都出于出版社的暗中操作。比如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就曾公开宣称《“审判”余秋雨》这本书就是他们“策划”出来的。可见，这一场“余秋雨现象”不仅使余氏的作品销量大增，连别人写的有关余氏的东西也成了抢手货，帮出版社赚了不少钱。

总之，无论是捧的、骂的、被捧被骂的和出书的，在“余秋雨现象”这一场闹剧中都是得益者，可谓皆大欢喜，其中又以余氏本人和出版社为大赢家。从商品经济制造“名牌”推销产品这个角度来看，实在是无可指摘，但作为“圈外人”读者，我想了又想，竟不知对这种现象是应该支持呢，还是应该反对？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