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文老！

作者按：近日，有个叫“李辉”的写了一篇“质疑文怀沙”的文章，搅得网

络上好不热闹。我与文老有过几次交往，曾以所见、所闻、所感之亲身经历，

写成回忆文章一篇，收入我的《烟消云不散》一书中。现转发在这里，供有

兴趣的朋友一阅。是耶？非耶？请读者自评。

文老！文老！

俞月亭

一

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文怀沙先生的《楚辞今绎》，对他能把那么深奥难懂的古诗翻译成如此通俗明白朗朗上口又韵味盎然的白话诗十分钦佩。但见到他本人却是在35年后的1987年11月的福建省三明市。那时，福建电视台刚完成《聊斋》系列电视剧第一批片子，请了第一批片的导演、制片主任和即将上马的第二批片的部分导演、制片主任，以及《聊斋》录制委员会的委员和部分顾问，开第二次艺术研讨会，审看第一批完成的片子，总结艺术创作和制作管理方面的经验和问题，以便把第二批片子的质量提高一步。

文老是我们特邀的顾问，那天他从北京坐飞机到厦门，晚上又从厦门转火车到三明。我们正好送上影厂的几位朋友回上海，紧接着便接文老下车。只见一个鹤发童颜银髯飘拂身披风衣手执拐杖的老人从车上下来，我立刻想到了以往在书上见过的屈原像。据说，雕塑家蔡汉文的雕塑作品《屈原》，是根据文怀沙先生的形象创作的。所以，与其说文老像屈原，不如说屈原像文老更确切。

几句寒暄过后，文老便开始健谈。那时文老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精神矍铄，毫无龙钟之态，大家不免称赞他身体好，他便说：“诗人韩笑曾送给我一首诗，说：六十八，七十八，我看就像十八、二十八，有何为证？夜夜同老伴通电话。”说得我们敞怀大笑，初次见面的那点陌生感一下子烟消云散。

第二天上午审看牛犇导演的《陆判》，导的演的都很认真，但文老说：“我看这片不能播！”大家吃了一惊，尤其是牛犇，忙问：“为什么？”文老说：“你把原著理解错了。原著中的朱尔旦是肯定人物，是不断地追求美，就好像给自己的爱人买一瓶香水，决不能认为是嫌老婆丑。但电视剧却把他变成了批判对象，朱尔旦变成了贪心不足，这就违背了《聊斋》的主旨‘骚韵’。其次是‘司令部’搬家，在朱尔旦身上是心起作用，到了朱的老婆身上，却变成脑子起作用了，这一来陆判变成了杀人犯。”也许他意识到意见太尖锐，怕牛犇下不了台，便换个口气说：“牛犇是个著名演员，你演的戏我很爱看，但这个戏你确是没有搞好，主要是一民（《陆判》编剧王一民）和你没有理解蒲公写这篇小说的主旨。”文老的批评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没有结果。后来这部片子还是按原样播出了，除了专门学者，一般的观众当然看不出什么问题，日本东和公司买去以后还认为拍得很好，并把它翻译成日语重新配音，成为第一部用日语配音播出的中国电视剧。

隔一天上午，我们请文老向大家作《聊斋》辅导报告，听众除了会议全体人员外，三明市文艺界和教育界的许多人也来了，把一个大会议室坐得满满的。文老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聊斋》的“骚韵”。过去我只知道他是“楚辞”专家，这一次才明白他不仅精通“楚辞”，而且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几乎无所不知。他没有讲稿，张口就来，不但风趣幽默，常常引得满堂笑声，而且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种种古文，包括《聊斋》，整段整段的原文照背，连疙瘩都不打，简直把我听傻了。他一口气讲了一个上午，既不休息，也不喝一口水，不但始终精神抖擞，声如铜钟，而且还辅以各种手势，兴到高处，还站起来摇头晃脑地吟诵几句，真是精彩极了。要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啊！

从此以后，我在他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轻易说话，特别不敢触及古典文学，因为我是学新闻的，一辈子都搞新闻，古典文学的底子很浅，生怕露出马脚。当然，也怕他不给面子，弄得我当众出丑。

第三天晚上，文老和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油画家刘宇一一起回福州，第四天上午文老就给还在三明的我挂电话，对电视台接待人员安排他和刘宇一住一个房间表示大为不满，他愤愤地说：“我从来没住过两人一间房的！我倒没什么，难道曹禺（也是《聊斋》的顾问）来了，你们也让他这么住？”我连忙向他道歉，并当即电话通知电视台办公室马上去替他调整房间。——他就是这么个性情中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透明得像块水晶，从不假装斯文。

二

1988年4月和1989年3月，我们又分别在无锡和西安开了两次《聊斋》艺术研讨会。无锡那一次，文老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来参加，西安那一次他去了。他是3月9日坐“图154”从北京到西安的，一看见我们他就说笑话，他说他前两天去医院看周扬，心情不好，回家时摔了一跤，这次来时拿到机票，一看机型是“图154”，马上就想到“图谋不轨要吾死”，但看在朋友义气，即使死也要来，所以临走前写了遗嘱留给老婆。说得我们大笑，大家连忙说，吃完晚饭赶快打个电话回家，好让太太放心。他果然照办了。

这次会议内容和三明会议一样，看片，讨论。期间，文老和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聊斋》研究专家袁世硕（也是我们的特邀顾问）各做了一场演讲。

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复印件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特地复印了一份，你拿去看看。”我接过一看，原来是作家从维熙写的反“右”回忆录《走向混沌》。从维熙“右派”平反后坦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章写他1957年如何被打成“右派”到判刑走向监狱的经过，如此详尽不留情面地回忆那场政治运动的文章那时还不多见，文老对他评价很高。大概是这篇文章勾起了他的回忆，他告诉我，他不仅在57年遭遇过从维熙同样的命运，“文革”中还和从维熙在河北的茶淀农场一起劳改过。由此他又讲到了他自己。1974年文老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状押送到茶淀农场劳改后，曾有那么一位关心他命运的朋友，陪他的老母亲到农场探视文老。那朋友对文老说，只要文老肯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认罪，知恩图报，他将力促其在一个月内结束监禁的劳改生涯，并吸收文老进“梁效”大批判写作班子。文老说：“老弟，你知道那时候的茶淀农场是多么苦！吃不饱肚子不说，吃下去的那点高粱面窝窝头还拉不出来，朋友的那一番‘劝善’对我怎么能没有一点诱惑力呢！我不是文天祥，也不是史可法，我是个血肉凡胎，没有他们的铮铮铁骨，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我就是这么一块料。但正是那次历史教训，启示我对这次招安不能从命。我是研究《楚辞》的，没有屈原的魂儿，也该有一点屈原的皮毛吧！因而，当我年迈的母亲询问我的意愿时，我对老母说：‘我不能听命于招安，我不想为他们效忠。’老母虽然十分焦虑，但她是知善知恶之人，她对我说：‘那得有个应付的对策，你躺倒装病好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写了那首狗屁歪诗。”说着，他又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纸，上面写着：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他见我认真看完，问：“你看出什么奥妙来没有？”我说：“好像跟江青的名字有点什么关系。”他说：“你把每句的第六个字连起来读一下！”我再看一遍，那四个字竟是“龟—主—江—青”。我不禁大笑，同时从心底钦佩眼前这位老人的勇气。他说：“你别笑，为了这几句歪诗，我差点送掉老命！有人将我告发了，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死刑。幸亏不久‘四人帮’垮台了，我这才侥幸拣了条命！”接着他又说到胡耀邦，说：“胡耀邦可是个大好人，要不是他，我的命就完了。晚年他还写过一首诗给我。”说着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复印件，正是胡耀邦的赠诗：

致文怀沙先生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晓畅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八月廿五日稿

后来我还发现他把胡耀邦的这首诗拿给好些人看，可见他对胡耀邦的敬重和感念之深。

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在和文老聊天时不知怎么的谈到了死，文老说：“你们不要害怕死，死有时候是很好玩的，我就死过好几回。”大家觉得奇怪，便要他讲讲死怎么好玩，于是他说了下面这个故事：

1986年10月初的某日，文老正在北京核桃园家里，突然接连收到了好几份唁电和长途电话，都是发给他的太太的，内容都是对文老的“不幸去世表示深切哀悼”。文老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正在这时候，他收到了在上海的80多岁的老哥哥的来信，告诉他5、6两日晨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两次播出了文老在50年代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吟诵和讲解《诗经》中两首诗的录音，编者在节目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一开头就是“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文怀沙”……，同时出版的《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在介绍这个节目时也有一段编者按语：“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文怀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本期《作家与作品介绍》将播送他生前为电台吟诵和讲解《诗经》中的两首诗：《伯兮》（卫风）和《黍离》（王风）。……”老哥哥非常气愤，亲自赶到电台去责问电台领导。电台领导，尤其是责任编辑非常震惊和惶恐，原来是一位姓马的编辑有一天在库房清理旧节目时，偶然发现了那盘录音带，出于对文老的仰慕，又误信了文老已故的传言，才抱着悼念的心情制作了那个节目，并加了那么一段编者按语。读了老哥的信，文老首先想到的是这位责任编辑的处境，当即提笔给那位编辑写了一封信，接着又写了一封给电台总编辑的一千多字的长信一起发出，一面安慰编辑不必内疚，一面又要求总编辑不要难为这位编辑，“千祈勿以一眚掩其德”，还说了许多感谢编辑在按语中对他的赞扬和电台播出他三十年前的录音的话，并代他的老哥哥到电台质问的事向他们表示歉意。

文老说，其实这次报道我“已故”的消息已不是新闻，早在“文革”初期，就有国外电台相继报道他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打倒“四人帮”后，也有日本朋友向他家发唁电和打长途电话，甚至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悼念文章的。他说读这些东西很有意思，“所以我主张不要搞遗体告别，要搞就搞‘活体告别’，什么悼词啊，悼念文章啊，都要在人活着的时候做，好话坏话都让本人听见看见，这样，他死的时候心情一定很愉快。如果人都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悼词悼文写得再好，还有什么意义？”一席话说得我们乐不可支，连连称是。

文老为人的峥嵘奇倔从这几次谈话中已充分显露无遗，我对他的敬佩也更进一层。但在这次会议期间，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凡是吃饭、游览或闲谈，他总爱找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作伴，有的人看不过去，背后便有些闲言碎语，尤其是有一天赵静（《阿绣》女主角）病了，他非常着急，硬要替赵静按摩，大家想你一个搞古典文学的老头子，懂什么按摩呀，但碍于面子，又不好说。事后有人问他怎么会按摩？他反应极快，马上明白了问者的用意，眼睛一瞪说：“我怎么不会按摩？‘文革’期间我入狱十年，学过中医，还经常给难友们看病呢！”停一停又说：“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以为我是什么老淫棍。不信，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给你们个女孩子试试，看你还有没有这个能耐！”说到这里，他又开始说笑话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的第一篇就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你们知道人活着为什么叫‘性命’？性者，命也，性命者，无性即无命可言之谓也。就是和尚尼姑都有肉欲，何况凡人乎！这是很正常的事，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前一阵有个日本商人来找我，说文老先生，您这么大年纪了身体还这么好，一定有什么秘方，您能不能卖给我，开多少价都行！我知道他是说春药，不好意思明说罢了，心想我要是有这样好的春药，早就自己开店去了，还卖给你？但我对他说，既然是秘方，你开多少价我都不会卖给你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又说：“我不喜欢和七老八十的人打交道，半死不活的有什么劲！我就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尤其是爱跟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在一起，只是为了使自己能长久地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决没有什么邪念。”我想这是真的。我听说过文老一生虽经历过几次婚姻，但他对每个妻子都是真爱，从不欺骗任何一位妻子，据说每年三月三那天，他都要面壁禁食一天，纪念几十年前一个为他殉情的姑娘。这样的男人，世界上能有几个？

这一年，文老虚岁八十。

就在这一次会议期间，他介绍我认识了著名书法家、全国书法大赛金奖得主、陕西宝鸡的任步武先生，并交待任先生写一幅字送我。11月22日，我收到了文老转来任先生的墨宝和他的附信。信是这样写的：

月亭仁仲无恙：

兹寄奉 任步武所书蒲公聊斋序文，笔姿峭且妩

媚，留看书斋，定可益君文思。

匆此不尽。此祝

撰祺

文怀沙手启

一九八九、十一、十五、

任先生以一笔不苟的真书小楷，将《聊斋志异》序文全文80句378字，写成一张1尺多宽3尺长的条幅，最后落款写道：

己巳二月适聊斋电视连续剧西北基地研讨会召开于长安著名学者当代词宗前辈文先生怀沙教授前来讲学经先生绍介幸识艺术界俞月亭先生并受文先生之命为俞先生作书余劣墨恶楮难以成字恭录聊斋自志短文 以奉

艺坛英萃俞月亭先生大雅之藏

西秦奔先意象斋主 任步武书

三

1989年10月，我们到北京举行《聊斋》电视系列剧观摩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我们请文老一起吃晚饭。餐桌上，我谈到了这几年工作的艰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台内绝大多数职工的肯定和支持，也为全国电视界所认可，但仍然遭到台内一小部分人的诽谤攻击，省里的某些领导也不喜欢我，（文老插话说，眼睛只知向上看的文化人，十有八九是文痞！）尤其是“六四”风波以后，工作更加困难了，我已感到身心疲惫，真想辞职不干了。文老认真听完，说：“根据我的感觉，福建不是个容易干事的地方，不像个开放的样子，你干成功了有人就妒忌，干不成别人也会攻击你。不过我认为你现在还不应该退。你应该再干一段，上到高峰时再急流勇退。目前应该讲究策略，要想办法让上面下面都鼓掌。”大家都说对。我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个“高峰”，主要是指100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因为按照我们的计划，《聊斋》电视系列完成后，接着就要拍《三国》。但正是“六四”给《三国》造成了重大损失，原计划于六七月间召开的《三国》国际研讨会告吹了，日本东和影视公司本已同意以预购版权的方式支持我们拍《三国》，并已联系了几家愿意投资的大公司，也因为“六四”而撤回了承诺，尤其是“六四”期间电视台有二十来个年轻人上街游行被省里抓住了把柄，下令要我处理这些人，而我又坚持冷处理迟迟不肯下手，被某些领导认为是“对‘六四’态度不明朗”，我的前途并不乐观。但从我心里说，我还是想把《三国》搞完的，因为这几年我们搞《聊斋》《三国》，一直被有些人认为是“吹牛皮”，“好大喜功”，我不想带着这样的遗憾下台。

但世间的事情难就难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聊斋》观摩座谈会后仅仅五个月，我就被省委下令免去了台长职务，虽然我还勉强获准将《聊斋》实验工程搞完，但《三国》是绝对不可能了。

1990年中秋节后不久，我收到了文老寄来的一幅赠诗，诗用毛笔写在一张宣纸上：

留仙骚韵赖传真

狐鬼倮虫本旧姻

聊斋痴狂舒愤懑

青林黑塞寄酸辛

月亭仁仲吟正

庚午中秋 燕堂文怀沙

半年后的1991年3月上旬，文老应邀来福州参加《聊斋》总结会，有一天我带着装裱好的诗轴去拜访他，并请他对这首诗作些解释。他先让我和先我而至的作家蔡广汉先生把字轴挂起来，取出他的照相机交给老蔡，然后拉我一起站在诗轴旁，请老蔡照了一张相。他说他是不轻易送字的，有一位著名画家曾想用两张画换他一幅字，他都没有答应。福建只给我写了这一张，另外，《聊斋》录制总部要出纪念画册请他题字，他又将给我的这首诗重写了一张寄给他们。去年他听说我被免职以后，很关心我的行止，中秋那天晚上，他看见天上圆圆的月亮，又想起了我，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个“月”字，同时便想到了杜甫《梦李白》之一中的那句“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于是吟成了那首绝句，正好桌上有一点余墨，便加了点水，写了这张条幅。解读诗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跟月亭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们不是酒肉朋友，我们是一见倾心，是有可通的地方。所以那时我听到你的一些情况后，很是思念。我们的认识是从拍摄《聊斋》电视系列剧开始的，正好《聊斋》总部要印一个纪念的集子，要我题词，我就把寄给你的诗写给他们了。因为思念你，我写了这首绝句，二十八个字。”接着他对诗逐句进行解释，讲到第四句时，他说：“最后一句是写我对你的思念，借用杜甫《梦李白》的诗句来结尾。‘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序文最后就提到‘青林黑塞’。……‘青林’也好，‘黑塞’也好，写到‘青林黑塞’都是为了寄托他的酸辛。我在怀念月亭的时候，因为你的名字里有个‘月’，我便想到了‘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便用‘青林黑塞’来切月亭的名字。这个‘亭’字不当‘亭’字用，是‘亭亭玉立’的‘亭’，是孤单的，是一个孤月，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写‘青林黑塞寄酸辛’。”接着他又说：“‘月亭仁仲’，我是把你当我的老弟看待的，所以不写‘同志’什么的。‘中秋’，我是那个晚上写的。……仅以这一点不俗的礼物，寄托我对你的一些感情。希望你不要生气，不要发怒，不要忧愁，不要着急，心胸要开朗，要愉快些，把身体保养好来。刚才蔡先生提到你，他是充满了敬意来提到你的，他认为你是个好人，那么当然他也是一个好人。……”

我把这一次讲话录了音。

四

在《聊斋》总结会议期间，文老正直敢言、无所畏惧和决不趋炎附势的性格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会议开幕式是由新任省广电厅厅长兼电视台台长主持的，他在讲话中讲了许多《聊斋》的好话，却绝口不提我的名字。文老紧接着发言，看得出他有些激动，他在肯定《聊斋》的成绩以后大声说：“俞月亭有容人之量，能够发现人才，团结那么多人来搞《聊斋》，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江西南昌的电影创作研究所是我们拍摄《聊斋》的合作单位，所长张刚是电影“阿瞒系列”的编剧、导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人鲠直豪爽，敢爱敢恨，文老发言刚完，他就接过话茬，激动地说：“俞月亭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很好的领导，很好的党员，没有他，我相信不可能有我们的《聊斋》，今天也不可能有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总结什么《聊斋》的经验。”接着，南昌市委宣传部长徐月良、著名电影剧作家王一民、著名作家赵大年等纷纷发言，在肯定《聊斋》的成绩的同时，也都不忘说我几句好话。我明白他们的好心，既是为了安慰我，也是为我抱不平，发言中就难免有溢美之辞。

下午，文老把我叫到他房间里，给了我400元钱，要我替他买几盘空白磁带，再叫技术部帮他翻录几部外国电影，然后便关起房门同我聊天，问我免职的具体原因。我把打印好的申辩报告给他看，他很快浏览一遍，然后扔还给我，很气愤地说：“三条理由，狗屁不通！”接着又批评我：“你写这份申辩报告也不合时宜，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会来理睬你。”我说这是国务院体改委一个司长来福州时建议我写的，但写好后我没有往上送，也是您这个意思。于是他又劝我不要生气发怒，不要忧愁，不要着急，把身体保养好再说。最后他问我新厅长兼台长对我怎么样？我把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告诉他，他点点头说：“我也看出一些来了，看来也是一个政客。对这样的人，你应该学会打太极拳，要投其所好，设法让他感到离不开你，你对他有用处。这是策略，不是人格问题。策略，对好人来说是策略，对坏人来说就是阴谋诡计。你要能够玩他于股掌之间才好。”他的话推心置腹，让我很感动，但我的性格决定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权术，最后是我未曾“玩”他，倒让他“玩”了我几把。

6日上午开总结大会，省委一个分管政法文教的副书记和宣传部长来参加大会。他们都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但场面冷清，没有什么人发言，发言的人也只三言两语。他们刚坐下，文老就开口了，他讲了《聊斋》成功的意义，讲了总部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精神，又讲我如何有见识，有魄力，敢于在一无钱二无人的困难状况下拍板拍摄《聊斋》系列剧，而且不用国家一分钱，按期超额完成了任务。接着便离题讲人生很短，能干事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所以要珍惜。说到这里，他突然转身向着坐在他身边的那位省委副书记说：“我看你年龄也不小了，干不了几年了，所以我劝你趁这几年还能干的时候多干点好事，免得将来退休时留下遗憾。人总是要退休的，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将来的日子想一想。”说到这里，他又转向另一边的宣传部长，说：“你比较年轻，但将来也总有一天要退休的，你说是不是？”那两位领导连忙笑着回答：“是呀，是呀！”

紧接着文老，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现任副院长）张仲年、江西作家周毅如走上主席台发言，他们不像文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讲话比较直率激动。会后，他们特地跑来对我说，本来他们今天没有准备发言的，因为省里领导来了，才临时决定上去讲几句，完全是因为我才上去的。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不知是不是看着苗头不对，主持会议的新厅长兼台长不再叫大家发言了，赶紧请副书记和宣传部长讲话。奇怪的是，这两人都大谈自己如何顶住压力支持我们拍《聊斋》，还说因为支持《聊斋》被人告状，说他们一集拿了多少钱，替我们背了黑锅。而那个副书记是“六四”以后才提到省里的，以前他还是市里的书记，跟我们拍《聊斋》一点关系都没有。

翌日早晨，我和文老在餐厅吃完早饭，刚走出餐厅大门，远远看见省委书记向餐厅走来，我轻轻对文老说：“省委书记来了。”他问：“是第一把手吗？”我说是的。他说：“我去找他，说说你的事。”我连忙劝阻：“别，别！千万不要！没有一个省委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您找他也是白找，相反倒会让他以为我在到处说他坏话。”他点点头说：“这倒也是。”说着说着，书记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他向我们点点头，笑一笑，文老则冷冷地盯了他一眼，等他走远了，他说：“官僚主义一个！”我说：“在处理我的问题上，他可没有犯官僚主义，他最恼火的是别人给福建脸上抹黑，也就是给他脸上抹黑，而我偏偏给他脸上抹黑了。”我指的是我们办的一个以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专栏节目，这个节目受到了全省广大观众的好评，却曾惹恼了好几个省市领导，也成了我三条免职“理由”中的主要一条。文老说：“那怎么是抹黑？那是洗黑，是帮他把脏东西洗掉么！他连这点胸怀都没有，怎么当领导？”我笑笑说：“涂脂抹粉当然比揭疮疤舒服，这也可以理解。”文老说：“我在会上两次讲话都赞扬了你的容人之量，其实就是说给他们听的，昨天的讲话还特意刺了他们一下。但我知道这都没有用，正如你所说，他们不会承认自己错误的，所以我劝你要沉住气，不要管他们，心胸要开朗，要愉快些。我想他们会给你安排的，只要级不降，哪怕坐冷板凳也坐了再说，慢慢来。——我对你是爱之切，责之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连忙说：“明白，明白，我非常感谢您的教诲。”后来，他听说我拒绝重新分配工作后，还特地托一位朋友捎口信给我，说：“你和×××争这点闲气干什么？别和自己过不去，别冷了朋友们的一片心！要不干还不容易？至少有一万人打破头也想干呢。”

会议结束，我就回了家。文老还住在西湖宾馆继续参加另一个会议。第三天一清早，我还没起床，文老就来电话，他大声说：“你怎么一回去就把我忘了？也不来陪陪我，这么无情无义！”我连忙解释，说以为这几天他都安排了活动，所以才没有去。将近中午，我估计上午的会议即将结束，便拿了刚刚收到的装裱好的那幅诗轴，赶去宾馆，这就是前面写过的请他讲解诗作的情况。吃罢午饭，我要告辞，他说：“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你的家，看看你的太太。”我说：“太太还在杭州，要到放暑假才会来。”他说：“看不到太太也要看看令嫒。”我说：“中午您还是休息一会吧？”他说：“不休息了，两点半还要开会，走吧。”于是我们一起坐车上了乌山。

我从调到电视台工作起就住在乌山上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十几个平方，又是床铺，又是写字桌兼餐桌，又是书橱，瓶瓶罐罐，乱糟糟的，唯一像点样子的只有一张藤椅。我请文老坐在藤椅上，他环顾了整个房间一周后问：“这几年你就住在这里？”我说：“快五年了。”他点点头，说：“嗯，你这个台长当得够可以了。”看见我书堆里有一本李宗吾的《厚黑学》，他问：“你在研究《厚黑学》？”我笑笑说：“这是一个年轻人送给我的，他说我缺的就是这两个字，可惜送得太迟了，是我下台以后才送的。我还批评他为什么这时候才送？”他笑道：“早送给你也没用，你学不会的。”就这么东拉西扯，一扯扯到了两点，女儿还没有回来，他只好站起来说：“看来你女儿不肯见我。”我说：“她根本不知道您要来。您请先回，我晚上一定带她去看您。”这天下午，女儿从学校回来，我就带她去西湖宾馆看望文老，和文老一起吃了一餐饭。

五

文老3月10日回京，14日即给我来一信，并寄照片五张。信如下：

月亭仁仲：

友谊如盐，不在多，但确能使生活有味。

归来之夕，落月屋梁，想见“天涯共此时”也。

寄来我与你合影一帧；你与苏（叔阳）张（笑天）

合影一帧。其余三帧则烦费心转交。

殗殜欠振，匆此，祝 吉羊，愿

珍重自爱

令嫒在念。如去信，弟夫人处，望代致意。

怀沙手启

九一年三月十四日

读信以后，颇多感触，我以《友谊如盐》为题写了一篇杂文，后来发表在福州晚报副刊“兰花圃”。

1993年12月下旬，我和太太应刘大印之邀赴京参加电视连续剧《武则天》开机仪式。仪式很隆重，是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的，有300多人到会，除北京影视界许多头面人物外，还有一部分从福建调来北京工作的国家领导人，新闻单位光北京的就请了70几家。仪式开始以后，我忽然发现了文老。刘大印原在上海电视台电视剧部搞制片，福建台录制《聊斋》电视系列剧的消息传开后，他离开上海台投奔《聊斋》录制总部担任了总制片。也是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文老。《聊斋》系列完成后，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他离开了福建台，单身赴京闯荡，经过三年艰苦奋斗，终于成立了华侨影视制作中心，其间，我们在福建的一些朋友也帮他出了不少主意，帮了不少忙。这次文老能来参加这样的开机仪式，并在会上发言，估计与录制《聊斋》期间结下的友谊有关。仪式结束后，我赶快穿过人群去见文老。他听见我的喊声，回过头来，先是一愣，随即站住，我习惯性地伸出手去准备握手，他却仿佛没看见，张开双臂，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将我紧紧拥抱，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连声说：“啊！你也来了，想不到，想不到！我经常想念你啊！你到了北京，怎么不来看看我？”这个镜头，被一旁的福建广播电视报总编辑叶泽南抓拍下来了，事后他问我：“文老对你怎那么亲热？”

这一次因为各自认识的朋友很多，忙于应酬，又来去匆匆，未能好好叙谈。四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接到福建台电视剧部打来的电话，说文老要来看我。文老是应邀来参加电视系列剧《三言两拍》研讨会的，这天下午原安排游鼓山，我本想晚上去看他，没想到他先来了。

这时我已从乌山上搬到白马河边的新居，福州人的习惯是进门都要脱鞋子，换穿拖鞋，我们也入乡随俗，在门口摆了好几双塑料拖鞋。陪同文老来的除福建台的一个同志外，还有两个也是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朋友。文老第一个进门，他只瞥了那几双拖鞋一眼，毫不理睬，顾自穿着皮鞋踏了进来。我忽然醒悟，我事先应该把拖鞋收起来的。我虽然想过不要让他脱鞋，但他进来得太快，我竟然来不及说一句不要脱鞋的话，便觉得自己太失礼貌。那几年，我因为闲着没事，有时练练字，学学画，不久前心血来潮，给三个房间的门框上各写了几个字。文老站在客厅里，转着身端详了一会儿，问：“是你写的？”我说：“瞎写，闹着玩玩的。”他微微点点头说：“嗯，还不错。”便进了书房，又站着浏览了一圈，说：“像个样子了。”我赶紧请他坐沙发，他却不坐，顺手拉过三年前在乌山上坐过的那张藤椅坐下了，问：“我来了好几天了，你怎么不去看我？”

我说：“原准备今天晚上去的，不想您先来了。您下午怎么不去鼓山看看呢？那里还是有些东西可看的。”

他说：“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今天晚上有宴会，会后还不知有什么事，所以临时决定下午来看看你，不然没有机会了。”随后就问我这几年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看报，读书，有时候出去外面走一走，游山玩水，回来就写点东西到报刊上发一发，兴趣来时还学学画，练练字。他又问我这些年心情怎么样？我说我对当官本就没有多大兴趣，所以也没有什么失落感，倒是觉得自由，浑身轻松，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他点点头说：“人身难得是自由，你能这样就好。”又说：“人生不能一帆风顺，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全占了。痛苦未必不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殊的财富。感受痛苦，面对痛苦并不难，难的是在接受痛苦的同时，学会欣赏痛苦。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彻大悟。能够欣赏痛苦，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可以面对一切，而且是坦然的面对。”

我连连称是。

他又说：“西方所罗门王有句话说‘一切都会过去’。这句话很有意思：它使痛苦的人感到幸福，因为再痛苦的事情也会过去；使正在快乐的人感到痛苦，因为快乐也会过去。祸福相倚，矛盾转化，事情就是这样。不幸往往压倒弱者，又往往成就弱者。这次看到你，见你心情还不错，我就放心了。”

这一次，文老在我家坐了一个多钟头。像已往每次见面一样，我，包括在座的其他人，主要是听他讲，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能跟他在一起听他讲话，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所以尽量把时间留给他。而他的健谈也一如过去，尽管那一年他已经八十有四，仍然口若悬河，声如铜钟。我为他的睿智感到折服，也为他的健康感到欣慰。

六

1998年八九月间，我将免职以后写的散文随笔选了100篇，编成第二本散文集《寂寞榴花红》，很想请文老写篇序，但知道文老的眼界很高，自己的水平未必能入文老法眼，不敢开口；又不甘心，忽然想到他赠我的诗及他的讲解，正发愁如何才能永久保存，何不就拿它做“代序”呢，便将当时的录音带找出来，整理了一份讲话稿，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讲文老自己）抄正后寄去请他审阅并征求同意。他很快就给我回电话，说他最近很忙，但我那篇东西他一定要认真对待，他还想调整一下，重写一稿，叫我给他一个礼拜时间。但他不久就去了浙江。等到了11月15日，我再给他家挂电话，他太太说他刚好下楼，让她看看还在不在。不一会，文老气喘吁吁地拿起话筒，开口就说：“是月亭吧？我从来出了门就不再接电话的，今天是去医院看望一位病重的老朋友（后来知道是钱钟书），都已到了楼下准备上车了，听说是福建来的电话，就知道是你，便破例赶上来了。我明天就要动身去美国，这次要跑好几个国家去讲学，大约得三个月。”又说：“你的代序还没改，如果你急着要用，就按你整理的稿子先用吧，等我将来出序跋集时再改好了。”临了还把到美国的第一站芝加哥住处的电话和传真的号码告诉我，说有事给他挂电话。这篇“代序”后来果然收进了《文怀沙序跋集》，但一字未改。

三个多月后，我估计他应该回来了，便将书寄去。有一天早晨七点半，我还在睡觉，忽然电话铃响，是文老打来的，他说昨天刚从温州回到北京，看到我的书，翻了几篇，觉得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感情都很真挚，“痴”是有的，但“狂”不够，不够狂放，洒脱，颇有点“无能补天”的样子，活得太累。他说：“你写得太多了，写那么多干什么？范仲淹《岳阳楼记》一共才344个字，流传千古。”我说：“我怎能和范仲淹比！我是练习写作，消磨时光。”他说：“也不要写那么多，少写一些，不要太辛苦，我劝你也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身体健康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潇洒一点，糊涂一点。”我哈哈大笑，他问：“你笑什么？不对吗？”我说：“太对了！我一定力争照您说的去做。”我想起他给我的名片上印的“离休家居，述而不作”，便认定他到处演讲却很少见他写文章，便是在实践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了。怪不得他的身体这么好，90岁了还能到处奔波。

七

前面说过，我那本散文集的“代序”只用了那次讲话录音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讲他自己，很有意思，现将它抄录在下面。

那首诗讲解完后，文老曾说到他的字。他说：“那时正好有一点破墨在那里，我加一点水上去，是旧墨写的。字当然写得不好，但是大概能够免俗。因为书法家的字大概都有一点俗气，我不是书法家，所以也就不俗。仅以这一点不俗的礼物，寄托我对你的一些感情。”当时我说了一句：“文老，我看您的字有点魏碑的味道。”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没有魏碑。”接下去就是他的讲话录音：

我是“非陌非阡非途路”。钱钟书先生送我的诗里，有两句，一句是“非陌非阡非途路”，不知道是什么路。钱钟书是古今中外一脚踢，无论哲学、历史、文学、比较文学，都很高明。他无所不读，他的《管锥编》，雄文四卷摆在那里，现在把中国整个学界镇住了，法国人认为他是当代最大的才子。当然《围城》是另外一码事，他自己说是游戏之作，一般人也都把它当游戏文章，但实际上是忧患之作。那时他还年青，不过四十岁。他对我的估价，认为文怀沙有个特点，“文子振奇越世”。凡是天下的奇才都对我好，哪怕有些人跑到国外去了，都对我好；凡是庸才都骂我。文怀沙不是金子，不是黄金，为什么使人讨厌呢？他说文怀沙是一块石头，什么石头？试金石。金子喜欢它，因为它是石头，你能够看出它是金子；非金子就讨厌它，因为它本来可以冒充的，碰到文怀沙专门和它过不去。我喜欢的都是好人，或者是德高，或者是才高，反正是“振奇”，是奇士。第二个特点是“越世”，我有点超前，所以我不喜欢我的儿子，我说他不配当我的儿子，只配当我的爷爷。我骂我的儿子就是这样骂的。人家骂儿子你是个混蛋，我不这样骂，我骂他就骂你简直像我的爷爷。我讨厌我的爷爷，因为他在我打不过他的时候打了我，他没有道理，我又没有犯错误，他冤枉我，搞的是冤假错案。而且那时候我打不过他，如果我打得过他，他可以打我，打错了也可以原谅他；在我打不过他的时候他打了我，欺侮弱小，这是不行的。我有一句话：道德都是虚伪的。比如我有个朋友的太太很漂亮，我很爱她，但我不能爱，所以道德有虚伪的一面，不可能讲真的。而法律是野蛮的，永远是保护统治阶级的。这是我在青年时代说的。所以钱钟书讲，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要一辈子倒霉。这叫“越世”，超前。所以他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叫“文子振奇越世”。他读了很多书，他认为我这一套东西是“野狐禅”，是“非陌非阡非途路”（请参阅南齐书《张融传》），各行其道吧。比如打拳有门派，昆仑派，崆峒派，少林派，无党派，一出来就有一个架势。他说你虽然跟章太炎念书，我看你跟章太炎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学到老师的那一套东西，人家是守朴学，守家法，你是“非陌非阡非途路”，即上海人说“不晓得侬是啥格路道”。非陌，不是田间硬的小路，非阡，也不是道路。这是第一句话。下头说“不衫不履不头巾”（见《虬髯客传》），没有头巾。所以你这个人有时粗起来粗得要命，有时细起来又细得很，有时文起来比文人还要文雅，有时说起粗话比流氓还下流。我会骂娘的，什么话我都骂得出来的。这是钱钟书对我的评价。我这样的人只能写出这样的诗，这样的语言，二十八个字。总之，我对月亭还是很有感情的，希望你把身体搞好来。好，就这样吧。

文老的字，融真、草、隶、篆于一体，的确是“非陌非阡非途路”，自成一格，很难将它归入哪一类。我在与他通电话时，他曾好几次说到他的字，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他的字现在很值钱，一张一万到三万，是当时北京最高的，但他不多写，一个月只写两张，多写就不值钱了。现在又有人出来说是伪造的，变得人家请他写字都要和人和字一起拍一张照片以作证明。后来又有一次，他在电话中问我：“你猜猜，现在北京谁的字最值钱？”我说：“当然是您的字了。”他又问：“你猜，一个字值多少钱？”我说：“一千。”他说：“再猜。”我说：“五千。”他说：“思想解放一点，再猜。”我说：“一万？”他说：“再翻一番。”我吃惊道：“两万？”他说：“最近××岛请我写三个字，他们给了六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仿佛看见他带点顽皮的笑脸。

八

文老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人的赠言题词，其中有的是不知名的年轻人，也有许多是当今文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参加《聊斋》总结会议的苏叔阳、赵大年、张笑天、王一民等就有，有的还是那次会议期间写的。我记得苏叔阳写的是一首白话诗，他把文老比做敢“给死神的腋下搔痒，把一切灾难化为笑声”的“老顽童”，诗的开头几句就是：

我真羡慕

你有一部花白的胡须，

每一根都系着一个淘气的

精灵；

……

文老对这首诗很赞赏，说苏叔阳无意中窥破了他的“秘密”。看见这位耄耋老翁常常把这个本子拿出来念给别人听，请别人在上面题词，我常常会想起即将毕业的中学生拿着本子到处请人写留别赠言的情景。有一天，他把这个本子让我翻阅了一遍后说：“你也写几句吧！”我连忙说：“我没有苏叔阳那样的才情，怕写不好。”他说：“不要紧，随便写都行，要不你先写个草稿，我看一下，你再抄上去。”我只好答应。回到家里，字斟句酌，认认真真写了个草稿，第二天送去请他过目。他看了一遍，说：“还不错，你就这样往上抄吧。”于是我便将这几句打油诗端端正正抄在他的本子上：

思如闪电，情若涌潮，

文老文老，越老越俏。

德追屈子，才逾三曹，

文老文老，独领风骚。

胸似海阔，心比日皓，

文老文老，永我师表。

87—91年间，我主持《聊斋》电视系列剧录制工作，有幸拜识文老，数度聆听教诲，得益良多。立雪坐风，

相见恨晚。谨奉打油一首，以表仰慕之情。

晚 俞月亭

1991年3月8日于福州

我这个人是不肯轻易奉承人的，为此，说好听的谓我清高，说不好听的骂我狂傲，但这几句大白话打油诗，说的全是我的真心话。在我心目中，文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年我也七十岁了，可在他面前，我觉得实在还是一个小学生。

今年是文老九十五岁大寿，我根据日记追忆，写成这篇文章，意在留住记忆，同时以笔代言，遥祝文老健康长寿！永远年青！

2004年7月18日完稿于榕城白马河边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