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衣服

今天是母亲节。

天下最伟大的人是母亲。我的母亲虽然去世已三十二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从未从我心里消失。在父母亲百岁诞辰那一年，我特地请著名的惠安石雕厂技艺精湛的石雕师为父母亲分别雕刻了两帧石雕像，从此，父母亲那平凡却伟大的形象便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再也不会磨灭。现将我以前写的两篇纪念母亲的文章发在这里，以寄托我的崇敬和思念。

俞月亭 5月10日

母 亲 的 背

年轻的时候，母亲的背是平整挺拔的，我小时候趴在她的背上，就像靠着一座大山，那么舒适，那么安全，连做梦都不会遇到危险。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五六岁或者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去外婆家玩了几天，回家的半路上，记不清是因为留恋外婆家呢还是真的肚子疼，我赖在地上不肯走。从外婆家到我家有十里地，这时大概才走了二三里路吧，母亲没办法，只好将我背在背上。背着一个五六十斤重的大孩子走七八里路，对一个裹过小脚的女人来说，自然是件极艰难的事，母亲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返回外婆家。我趴在母亲背上，听着母亲越来越粗的喘息声和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声，觉得有一种湿漉漉凉生生的感觉在我的胸口漫漶开来。等我们回到外婆家里，母亲将我从背上放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母亲那件蓝灰色的上衣的背上湿了一大块。那时天气还不太热，可见母亲这一路走得有多辛苦。记得当时我非常后悔，像做错了什么事，这一次的印象因此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以致五十多年过去了，母亲背上那一大片濡湿的汗渍仍清晰地映在我的眼前。

发现母亲的背起变化是在我进大学以后。有一年暑假我回家度假，有一天早晨刚起床下楼，便见母亲挑了一担水回来。我家乡那时没有自来水，吃喝用水都靠村东头和南头两口池塘，全村人吃喝用水和洗菜洗衣服洗手洗脚以至冲尿壶洗尿桶都在这两口池塘里，吃喝用水一般都在清晨去挑，因为经过一夜沉淀，清晨的水比较干净。那时，母亲已经五十多岁，我见她这么大年纪，又是小脚，挑那么一担水 ( 虽然不满，总也有七八十斤) ，心里很过意不去，连忙过去帮忙。就在把水倒进水缸，母亲拿起扁担想再去挑水时，我忽然发现她右肩背微微隆起，以为是肩膀压肿了，忙拦住她问：“妈，你的肩膀是不是肿了?”

母亲说：“没有啊! 好好的怎么会肿? ”

我说：“那怎么右肩膀比左肩膀高了呢?”

母亲不解地反问：“是吗?”接着想了想，笑道：“也许是我挑东西只会用右肩，右肩用得多了的缘故。不知为什么，我的左肩一点力都没有，担子一压上去就痛，站都站不起来。只有右肩，还能挑一点。”

我抚摸着母亲的右肩，一时说不出话。好一会，我将扁担从母亲手里夺过来，挑起水桶向池塘走去，母亲还在背后喊：“快回来，回来，你不会挑的，还是我去!”

事后我才知道，母亲的右肩的确是挑担压出来的。

我家姐弟三个，哥哥比姐姐小五岁，我又比哥哥小五岁（我们三姐弟这样的年龄安排，我一直以为是父母亲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1 949年5月家乡解放，年底姐姐就报名参加了工作队，第二年年初，哥哥又在姐姐帮助下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征粮工作，从此离开了家乡。按照我父亲原来的打算，只想让我念到中学毕业，将来当个小学教员，哥哥则要留在家里和他一起务农，准备将来接管这个家的，但哥哥自有自己的理想，他不甘心一辈子守在农村。但这一来却苦了我们的母亲。因为我父亲的体质从小就不大好，上了年纪以后又得了严重的胃病，常常胃疼，而且还有严重的痔疮和脱肛的毛病，身体一劳累，几项毛病便会一齐发作。我那时又在县城念中学，帮不上忙。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母亲便不声不响地接过本来属于哥哥的挑水的任务。在我的家乡，妇女一般都只干家务活，例如挑水、下田这样的力气活都是男人干的。母亲刚开始练习挑水时，只能挑小半桶水，还摇摇晃晃走不稳 ( 因为她还是小脚 ) ，走一段就得歇一歇，后来慢慢地挑得多起来，最后终于能挑大半桶七八十斤水了。她的右肩开始是红肿，接着是蜕皮，又红肿，又蜕皮，终于结成了一层厚厚的硬皮，那靠近右肩背部的那块肌肉也慢慢厚起来，最后使右肩与左肩失去了平衡，变得畸形了。

但这时还不是很明显，不注意还不一定发现得了。等再过五六年，当我从西北高原千里迢迢回家探亲的时候，我的心痛得差一点碎了。见到母亲的时候，她正从村头水井挑了一担水往家走 ( 这水井是前两年刚挖起来专门供人吃喝用的 )，开始我还没认出她，只见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妇人挑着两大桶水，蹒跚地在村巷的卵石路上颠踬，等我认出是她，急忙赶上去轻轻叫了一声“妈”时，她停住脚步慢慢扭过头来，微笑着说了一句：“你回来了! 我计算着今天也该到家了。”

我将拎包扔在地上，拉住母亲肩上的扁担说：“妈，让我来挑吧!”

母亲说：“不用了，就到家了，走吧。”

我不肯，说：“妈，还是我来吧，你歇歇。”

母亲说：“你一个读书人，哪里会挑水呢。反正我习惯了，没事。”

我说：“我刚刚下放劳动锻炼了一年，这一担水我能挑，不信让我试试!”

母亲笑笑，终于放下担子。我接过扁担搁在肩上，很用了一点力气才把它挑起来，心想，一个年逾花甲的小脚女人，隔一两天就得挑这样几担水，谈何容易! 这时我注意到母亲的右肩背比五六年前又隆起了许多，而且面积也扩大了，以致将上衣下摆也吊起了一些，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驼背呢。我的心不禁一阵紧缩。

但更使我心痛的还不是她的肩背。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像我家乡那样历来被视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农村，也陷入了空前的饥荒。我们那个小村，并不算富裕，但即使在解放前，从我记事起的大灾荒年月，也没有听说谁家以野菜野草当主粮。如果谁家以玉米或麦子当主粮，这家就算是穷的了。一般的人家一年四季都是吃大米，而且三餐都是干饭，如果谁家晚上改吃稀粥，在村人眼中这家就“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起”了。但那几年，全村百十户人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饥荒，大米干饭是根本不用说了，连稀粥、玉米面、麦面都快看不到了，像我家在村里属中等水平的人家，也几乎断粮了。母亲曾打开一个半人高的大饔给我看，里面全是黑乎乎的“草籽粉”。草籽学名苜蓿，也叫紫云英，是种来肥田用的，我们家乡人们只是在草籽开花前割一些嫩尖炒了当菜吃，那味道倒颇为鲜嫩，但一开花便不吃了，养牛的人家这时会割一些晒乾了藏起来到冬天草枯季节喂牛。而那几年，不知谁发明的，几乎每家都把草籽留起来晒干磨成粉，掺点米做成“草籽饭”当主食吃，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是连猪牛都不吃的东西，这时竟成了大部分家庭的主粮。我那一次回家曾尝过一点，那味道又涩、又苦、又粗，真是难以下咽。我家两个老人，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本来就很少，父母亲得知我们要回家，就把大部分大米留起来等我们回家吃，只用很少的一点米每天熬点稀粥，而母亲为了照顾父亲的胃病，总是把很少的一点稀粥也留给父亲，自己一日三餐吃“草籽饭”或“瓜菜代”。我回家的时候发现父母亲的脸色都是黄中透青，特别是母亲，本来清癯的脸庞变得虚胖，且发着一种青黄的黯淡的光。我从饥饿的西北高原来，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原因，想起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父母亲有时还将省下的粮食换成几斤全国粮票寄去支援我们，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

那一次我在家约住了半个月左右，母亲没有烧过一次草籽饭，开头让我吃干饭，在我再三坚持下改吃稀粥，但仍是把稠的捞给我。有一次母亲居然用大瓷碗在锅边焖了一碗糯米干饭给我吃 （因为我小时候爱吃糯米饭)。而母亲呢，她常常借口家务事没完让我们先吃，自己却躲在灶前偷偷地吃草籽饭。开始我不知道，有一次我觉得好奇进厨房去看，看见母亲捧着一碗黑糊糊的东西在艰难地咀嚼，我的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我一把夺过母亲的草籽饭，要她到饭桌上一起喝粥，她却笑笑说：“我已经吃饱了，其实，这东西吃惯了，也蛮好吃的。”我说：“如果你们总这样，我明天就回西北去。”面对这个“威胁”，她才答应以后同大家一起吃饭，但每次也总是吃很小的一小碗，且是很稀的，我要她再吃一点，她就说我饭量就这么大，真的吃不下了。我急得干瞪眼，却没办法。

这时，我忽然醒悟到，其实母亲的背并不是被挑水的担子压弯的，而是被艰难生活的重担压弯了! 在我们姐弟三个先后离家以后，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父母亲身上，而母亲，为了照顾父亲，又承担了更多更重的艰难和困苦，例如帮助父亲挑肥浇菜、收挑稻草等活，她成了这个家庭中最苦最累牺牲得最多又最坚强最可尊敬的脊梁! 、

如果说，三年困难时期加在母亲身上的还只是生活的重担，那么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母亲肩上又承受了一份更沉重的政治压力。在我们那个小村里，在老一辈的人中，我父亲是唯一读过几年村塾而又坚持自学不断有所提高、且家里藏有几本古今书籍而被大家公认且十分尊敬的“文化人”。“文革”初期，村里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找不到“封资修”的代表，很自然地便想到了我父亲，父亲因而成了批斗的对象。这飞来横祸带给一辈子与锄头泥土打交道的两位老人的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我父亲性格乐观豁达，遇事想得开，且各地朋友很多，见多识广，他深信这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好人最终会得到好报，所以较快地适应了那一场荒唐的运动。而母亲毕竟是一个目不识丁又极少与外界接触的家庭妇女，开始时不免紧张，但她深信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却做过许多济困扶危好事的丈夫，所以尽管担惊受怕、寝食不安，仍然强忍着痛苦和愤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安慰父亲，为父亲壮胆，父亲每次被批斗回来，母亲总是烧好他最爱吃的菜、烫好他最爱喝的酒，慰劳他。父亲的事刚刚过去，哥哥又被作为“保皇派”的死硬分子被“造反派”追捕，东躲西藏，不得安生；姐姐也因健康等关系于1958年退职而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另册；而我又远在千里之外，吉凶未卜。这一连串的灾难和打击，接连不断地加在一个年近古稀的善良的农村老妇身上，该是多么残酷的伤害啊，但她还是凭着坚强的毅力挺住了。在我们一家人中，她成了唯一未被冲击而又精神压力最重、担惊受怕最多的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四人帮”即将粉碎的前夕，她忽然中风下身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在她患病卧床约半年期间，她曾多次表达求生的愿望，她丢不下这个她为之苦斗支撑了半个多世纪的家，丢不下一家的老老小小，丢不下初露曙光的新的生活。但终因我们回天乏力，她还是抛下我们走了。 1977年的3月27 日(农历二月初八)凌晨六时，她很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在我们替她擦身更换寿衣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她那隆起的右肩背，我忽然有了新的顿悟：那七八十斤的水桶对母亲来说其实并不是最重的担子，压弯她的背的也不仅仅是艰难生活的重担，还有那无休无止的“运动”强加给她的沉重的精神压力，她是被那多灾多难的历史的重担压弯了! 同时我又想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正是因为有了像我母亲这样的千百万劳动妇女，以自己坚强的肩膀和血肉之躯挑起历史的重担，才得以延续和发展下来的么? 母亲这个称呼的涵义，难道仅仅是生我养我的人的意思吗?

今天是母亲逝世整整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我无法在清明节前赶回故乡去为他老人家扫墓，便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以表达我对她老人家的深深的哀思。

1997年3月27日夜11时写完

母亲的衣服

我的故乡有个风俗，亲人入殓时，除了必换一身寿衣外，还要在枕边放几套平时爱穿的衣服，那意思是让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替换。

1977年农历二月初八晨6时，母亲不幸去世。丧礼自然是按照乡俗进行的。第二天我们请了一帮老太太到母亲灵堂里念了一天佛，当晚入殓，由哥哥捧着母亲的头，我捧着脚，小心翼翼地抬进寿材放好，然后由姐姐将事先找好的几件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母亲枕边。接下去，应该由母亲的娘家人检查母亲的身体放得正不正，陪葬的东西放得对不对，够不够。母亲有两兄弟，四姐妹，当时尚健在的只有小弟和小妹，检查的工作就由小弟也就是我们的小娘舅来做。他围着寿材仔仔细细察看了一遍，最后翻检枕边的衣服，从几件衣服中捡出一件，有点吃惊地轻轻拍着问我们：“怎么这件衣服还放进去？”

这件衣服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它原是用英丹士林蓝布缝制的大襟短衫。这种蓝布在解放前甚至五十年代初期的农村都算高档布料，因为是大城市里的纺织厂生产的，农民管它叫洋布，以区别于农民自己编织的土布。那时农民能穿上洋布衫的很罕见，平时在家劳动都穿自家纺线自家编织或者从小镇上买来的土布，大概是因为农村用的织布机一端要用带子绑在织布人的腰间，所以当地人都叫它腰机布，这种布的纤维很粗，既结实耐穿，又便宜。母亲的娘家也是种田的，家境也不宽裕，这衣服是她二十一岁嫁到我家来时穿的嫁妆。十一年后我出生，一直到我记事的时候这件衣服还跟新的一样。大概因为是新婚的纪念品，也可能是为了纪念外公外婆的养育之恩，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它特别珍惜，平常总将它叠得整整齐齐地藏在箱子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走亲戚的时候才取出来穿一穿，一回到家马上又换下来洗干净收进箱子里了。而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唯一走动的亲戚就是回娘家，但一年也摊不上一次，除此之外她哪里都不去，连只有三里路的小镇也从来不去的，所以这衣服的使用率就很低，以致五十五年以后，尽管原来的蓝色已经褪尽，几乎变成了白色，衣服还是好好的一点没破。那蓝色完全是五十五年间洗白的。

小娘舅当然也知道这件衣服的历史，从他当时说话的语气和表情猜测，大概是埋怨我们怎么把这样旧的衣服还放进去。我和哥哥一时不知怎么回答，都把目光投向姐姐。姐姐轻轻说：“这件衣服要放的，妈最喜欢这件衣服了，她穿了一辈子，珍藏了一辈子，舍不得丢掉的。”在场的一个和母亲关系最密切的堂房嫂嫂和邻居也说：“这是她平常最宝贝的衣服，要放的，要放的。”

小娘舅还想说什么，听大家都这么说，便把到舌尖的话咽回去了。嫂嫂大概猜到小娘舅的意思是为什么不放几件新衣服，便说：“新衣服倒是有，只怕放进去了妈反而不高兴。”接着便说了这么件事：

几年前，嫂嫂曾买了一件棉织的绒衣送给母亲，让她冬天穿在棉袄里面保暖。母亲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衣服，爱不释手地抚摩着又柔软又暖和的绒衣，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过了一段时间，嫂嫂再次回家时问母亲绒衣暖和不暖和，舒适不舒适？母亲说：“那还用说！又软又暖和又厚实，当然舒适了。”嫂嫂说，那您就穿吧，穿破了将来再给您买一件。母亲连忙说：“不用不用，你们自己买着穿吧，我有这一件足够了。”但嫂嫂在家几天，从不见母亲穿绒衣，便问母亲为什么不穿，母亲先是犹豫着吞吞吐吐不肯说，最后说：“这绒衣恐怕穿不破了。”嫂嫂说：“穿不破就穿不破呗，干么一定要穿破？”母亲说：“我是说给我穿可惜了。”嫂嫂说：“有什么可惜的，衣服就是买来穿的么。”母亲见嫂嫂还没有听懂她的意思，这才慢慢地说：“我都这年纪了，这两年来身体也越来越差，怕是拖不了几年了，这绒衣我是真喜欢，就怕穿不破，浪费了。”嫂嫂说：“妈您别瞎说，您才七十多岁，还早着呢。再说，就是穿不破又有什么关系，您放心穿就是了。”母亲沉默了一会，还是说：“我是说，我没穿过，将来还可以送人，要是穿过了，再送人也没人要了。”

讲到这里，嫂嫂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妈始终没有穿绒衣，几年了，那绒衣还崭新地藏在箱子里。”

一时间在场的人都沉默了。母亲一生勤劳，俭朴，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她一辈子没有穿过好衣服。我几十年在外闯荡，只是隔一段时间寄一点钱回去，从来没给她买过衣服，姐姐和哥嫂有时给她买件把新衣服也总是舍不得穿，我每次回家，见她穿的几乎都是那种藏青色的土布衫，劝她换一件新洋布衫穿穿，她总是说：“天天都在家做事情，穿那做什么！”那天听嫂嫂讲了绒衣的故事，我的心里竟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就把这绒衣放进去吧，让她带去穿！”有人说。

父亲一直默默地躺在竹躺椅上，这时闷声闷气地插了一句：“带去也不会穿的。”

还是姐姐，她想了一会，下决心说：“算了吧，妈身前都舍不得穿，身后硬让她带去，会更不高兴的。还是尊重她的意思，留着送人吧！”（后来听说，这件绒衣送给了一个家境比较困难的农村妇女）

有人点点头，有人说这样也好，衣服的事就这么定了。

我凝望着安祥地躺在寿材里的母亲，她的脸被一块四方布遮盖着，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仿佛听见她在轻轻地说：“对，这样好，这样好！”顿时觉得有两股热流汹涌着冲上眼眶，眼前变得一片模糊……

2006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