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憾终生

三十年前的五月，父亲离开了我们。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一种无法摆脱的愧悔中怀念他老人家！现把三十年前写就的一篇旧作刊发在这里，一来寄托哀思，二来提醒如今作子女的，不要以为来日方长而疏忽，要随时关爱老人，千万不要错失良机，留下终生遗憾。

——作者谨记

抱 憾 终 生

早晨刚从北京到郑州，傍晚就收到家里来的电报，说是父亲病重，叫我马上赶回。我顾不得向朋友告别，就拎起还没来得及打开的提包，赶到火车站，挤上了8点零5分的东去列车。

车厢里很挤，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角落，把提包垫在屁股下坐下来。车厢里乱哄哄的，笑声，歌声，说话声，喊叫声，小孩子哭闹声，什么都有，仿佛一阵阵海浪，不断地向我的耳膜扑来。但我似乎什么都没听到，我的脑子里完全被父亲的形象占据了：一个佝偻的老人，石刻般布满蚯蚓一样皱纹的瘦脸上，嵌着一双悲哀的绝望的眼睛——啊！那眼睛里射出的两道暗淡的哀伤的光，像针一样刺痛着我的心。

1953年，我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这无论在我们家或在我们村都算破天荒的了，全家那个欢喜劲我简直无法用笔墨来描写。离家那天，父亲一定要亲自挑行李送我去汽车站。他把被包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一边捆，一边叮嘱我，麻绳不要丢了，带到学校后，白天可以晒衣服，冬天晚上可用来扎被头，这样脚板就不会冷了。捆好被包又捆箱子。这箱子是从一个堂房伯伯家里借来的，木板外面包着一层白色的羊皮，虽然已经旧了，但在当时的乡下，也算是件希罕物。他小心扎好绳子，又用大拇指按按箱锁，看锁上没有，然后将一把黄铜铸的钥匙交给我，要我藏在贴身的衣袋里。去车站的路上，他不停地叮嘱我，走了三里路，他叮嘱了三里，说上车以后，行李一定要自己照管，不要让不认识的人代看；上海地方很大，人很多，扒手也很多，上街去的时候钱一定要放好，最好放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上海城市花花绿绿，不要贪玩，要好好读书，将来在杭州、上海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做做。最后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到杭州、上海游一次也就满足了。”

我感动地说：“爹，您放心，我将来一定接您到杭州、上海去住！”

这时，父亲一边换肩，一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笑笑说：“那倒不必，我们种田人，哪能离得开田，再说，那种地方，我也住不惯的，能去游一游西湖，看一看国际饭店，也就好了。听说国际饭店比我们南山顶还要高，站着抬头望，帽子都要掉到地上呢！嘿，这么高的房子，不知怎么造起来的！”

到了汽车站，父亲帮我托运了行李，又叮嘱了一阵，就送我上车。等我坐稳以后，他忽然把手中的竹扁担从车窗口递进来，说：“这根扁担你带上，转车、下车都有用的。”我犹豫了一下，本想说不要，又怕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就把它接进来放在座位底下。

车启动了，我最后把头伸出窗外向父亲告别。父亲再没有说什么，只把一只粗糙的右手摆了摆，那眼睛却牢牢地盯着我，我模糊觉得他的两只眼眶有点发红，但那神态分明带着满足的微笑，那灼灼的眼神仿佛在说：“好好读书吧，将来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我去杭州、上海看你！”直到汽车开出很远了，我还望见父亲站在原来的地方，向着我们的汽车眺望。

一晃四年过去了。趁毕业分配方案尚未公布，我回家去向家里人告别。

“你会分配在杭州、上海吧？”父亲带着满怀希望的神色问我。

我摇摇头。

“为什么？”父亲一下子收敛起笑容，那充满希望的眼睛里的亮光忽然剧烈地颤动起来。

“您不见报上天天都在宣传‘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去’吗？”我说，“国家培养了我们四年，我们怎好挑挑拣拣呢！”

“难道杭州、上海不需要？”父亲又问。

“怎么能那样说呢？”我笑道，“还有‘哪里艰苦到哪里’嘛！再说，我在学校里入了党，我现在是共产党员……”

唉，那时的我的确太年轻，太幼稚，太不懂得做父母的心了，现在想起来，我还很后悔，我怎能用那样的语气跟父亲说话呢？听了我的话，父亲眼睛里那一点颤动的亮光终于息灭了。他不再说话，顾自摸出一根自制的竹竿烟管，扪了一锅烟丝，嗤啦嗤啦地抽起烟来，很久很久，才轻轻地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还以为等你大学毕业后能到杭州、上海去游……”

“这您放心，”我连忙说，“我一定会陪您到杭州、上海去玩玩的。”

父亲没答话，也没有抬头看我。这个暑假，我在家住了十多天，父亲的情绪一直不安定，话也少了，也没有说要我留在杭州、上海之类的话，也许他认为这样的话不该说，或者即使说了也没有用吧，但他仍然默默地为我张罗着。他请来一个弹花匠，把家里自种的几年积累下来的棉花搬出来，要替我弹一条新棉被。

“弹一条八幅的吧！”他对弹花匠说。

“不要不要，这么大我怎么盖？”我连忙拦阻。

“傻瓜！”父亲瞪了我一眼，“你永远一个人睡觉了？今年都二十四了。”

我脸一红，连忙低下头，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感激之情。

棉花弹好，网线的时候，父亲特地取出一些不知什么时候染好色的红绿棉花，亲自动手，在棉胎上先用红棉花排了“花好月圆”四个字，又用绿棉花排了我的名字，最后用剩下的红绿棉花排了一个满月和几朵红花、几枝绿叶。他做得很认真，一直到全部排完后才又说：“往后你成亲，想必也不一定会回来办喜事，我们乡下人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条棉被就算是我和你妈送给你们的礼物了。”停了停，又说，“你去工作以后，别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你一个月写一封信回来，倘没有事，写几句话也行，免得我们挂念。至于钱，倒不一定每个月都寄，你们在外工作也辛苦，自己多吃点营养，反正我还能劳动，用不着耽心的。再就是，无论如何，一年要回来一次，看看我们。”说到这里，父亲把头别了开去，装做整理棉花走开了。我也觉得眼眶一阵发热，呐呐地说：“您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一定照您说的做，您放心好了。”

回学校不久，就公布了分配方案，我被分配在西北一个边远的省份。真的，当时我还着实的感到一点自豪，因为这个分配结果，与其说是学校的决定，还不如说是自己争取得来的。我像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坚定不移地认为，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是我们新中国青年最崇高的理想，也是我们的光荣。与这个美好的理想比起来，什么父母、家庭，都不值一提。我高高兴兴地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就踏上了漫长的人生征途。那时候，我哪里会想到，我的这封信将带给父母亲多么大的失望和悲痛！只因为我在信里写了一句“从上海到我去的地方，要走三天的路程”，不是写“要坐三天的火车和汽车”，父母亲竟以为是要徒步跋涉三天，耽心得淌了好几天眼泪，我母亲还流着眼泪对人说：“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不让他上大学！”

这以后，我就把全身心投入了工作。第一个春节，当然没法回家，刚来还不到半年，怎好提出请假？第二年的一天，父亲写信来，告诉我祖母去世了。我忘了正在上班，大办公室里坐满了人，竟一头扑在办公桌上失声痛哭，慌的大家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那时候我真恨不得长出翅膀马上飞回家去，但那一年正赶上大跃进，大伙儿没白没黑地忙，理智迫使我几次想请假都不敢开口。第三年下决心提出请假，领导上希望我再推迟一段时间，因为年终工作忙，请假的人又多，我当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第四年轮到我下放劳动，当然又走不成。第五年下放回来了，我想这是个机会，趁新的工作还未接上，请假回一次家，但领导上又动员我推迟一段时间，因为我要接替工作的那位同事接着要下放劳动，他的工作急等人去交接，从工作需要考虑，我又只得服从组织决定，把“个人的事情”放到以后考虑。一直到第六年的春天，我才请准了假，但这时我已经结婚了，爱人又在同一个单位，已经没有资格享受探亲假了，请假的时候，领导上找我谈话，说：“按照规定，你们夫妻在一起，不能享受探亲假待遇了，只能作事假处理，一切费用都要由你们自理了。”

就这样，我们回家了。我们把四五年的积蓄都从银行里取出来（其实也就那么一点），买了火车票（也只能买硬座），又买了些当地的土产，在东去列车的木条板凳上整整颠簸了两天三夜，到了上海，先看望了岳父母，又买了点上海的礼物，换车赶回老家。

五六年不见，父亲苍老得多了，头发中已羼杂了不少银丝，连胡髭都开始发黄了。脸上的皱纹又粗又深，像一条条蚯蚓在额头上蠕动。最使我心痛的是他脸上那黄里泛青的脸色，和微微有些肿胀的发亮的皮肤。只有那双眼睛还栩栩有神，也许是因为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儿子和儿媳的缘故吧？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粮食以及“三面红旗”对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我国人民正在经受着建国以后第一次严峻的艰苦考验，就像我们这样素称鱼米之乡的江南农村，也好像跌进了苦海，人们不得不把历来只用来喂猪的草籽（苜蓿）晒干，磨成粉，储备起来代替粮食充饥。父亲患有严重的胃病，尽管母亲挑起了全家最沉重的苦难，尽量把有限的一点粮食留给父亲熬粥，但他肉体和精神上所承受的折磨仍然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到家的第一天，父亲便杀了一只兔子。我记得我们家从来只养猪、鸡，没有养过兔子，现在堂屋里却摆着一个长长的兔笼，养着三四只兔子。父亲说，因为没有粮食，猪、鸡都养不起了，只得养几只兔子（兔子只要吃青草就行），兔毛可以卖钱，肉可以佐餐。父亲是很爱吃肉的，但吃饭的时候总是把兔肉挟到我们的碗里，自己只偶然吃一块两块，更多的是用筷子蘸一点汤水，放到嘴里吮一吮。

最使我难受的还是吃饭。我们在家十几天，从来没吃过草籽粉做的“饭”，每天两稀一乾，都是白米做的。母亲总是一个人躲在灶间，偷偷地吃她的“草籽饭”。父亲虽然陪着我们吃，但每次都吃得很少，却总叫我们多吃点。父母亲都知道我们那里比这里更穷，更苦，一年都吃不到几碗白米饭的，所以一听说我们要回来，便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大米一点一点积聚下来，留着我们回来吃。父亲还告诉我，每年春节，他们都要把我们的一份饭菜做起来放着，总盼着我们能回来吃，一直要放到实在不能再放了，才叹着气把它吃掉。我在一个藏族地区下放劳动的那一年，我们下放干部和社员一起吃食堂，我们把每个月的定量二十二斤粮票和钱交给食堂，每天却只能吃到几小两面粉的“饭”。炊事员把一大锅水烧开，然后把一点面粉洒进滚水里，再胡乱放些野菜，煮成一大锅糊糊，每人一大勺。大约是我在有一次信里透露了一点这些情况，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信里夹着几斤全国粮票，并抄了一段孟老夫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父亲小时候读过三年村塾，平日闲时也爱看点书报）。那一天，我正在田里给甜菜浇水，饿得饥肠辘辘的时候，公社的乡邮员把信带给我。当我捧读着这封信和几斤粮票的时候，我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江水滚滚淌下来。天下最伟大的是父母的心！有什么能够报答父母对子女的一片深情呢？有一天，我们在闲谈中提到了这件事，父亲淡淡一笑，说：“那种时候，我还能对你说些什么呢？”他叹了口气，接着又说：“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大的国家，的确也难治。共产党的心还是为大家好，这点我倒是看出来了。”

这一次回家十多天，父亲压根儿没有提到杭州、上海玩玩的事情，大概他觉得那不是谈吃喝玩乐的时候吧。我心里虽然记着这件事，但也没有提起，我也觉得那不是时候。

一年以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们夫妻双双从青藏高原调到了东南沿海的一家省报工作。原以为离开故乡近了，回家看看父母亲的机会一定会多一些，但并没有。那时候，国家规定夫妻在一起工作的是没有探亲假的，请事假又非常难，而且即使准假，那一笔可观的旅费也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因为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一点，除自己吃喝用以外，每个月还要寄一点钱回家补贴家用，积余非常有限。但想着父亲一年比一年衰老，头上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增多，额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加深，背也一年比一年佝偻，我心里的痛苦也越来越深，特别想起父亲多年的愿望尚未实现，总觉得负了一笔债似的，很不安。

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疯狂的运动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将我过去的天真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扫而光，开始正视现实。这时两老都已是快七十的人了，他们不但要为自己的安全和生活忧虑，还要为子女的生命安全提心吊胆。他们实在承受不了时代强加给他们心灵上的灾难和负担了，终于有一天，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和你母亲都是快七十的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的身体也大不如前，大约离大去之年也不远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离去之前再见你们几面。……”我含着眼泪读完这封信，仿佛看见两个孤独的老人相互搀扶着，立在村口的石板桥上，盼望着远方的儿子归来，从清晨到黄昏……

在父亲一再来信催促下，我终于向组织上提出了调回家乡工作的请求，开始是领导不同意，因为我的坚持，最后同意了。又因为联系对调（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干部调动法），函件往返，一直拖了三年多，母亲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我调回家乡的消息，就含泪离开了人世。

1978年底，我们终于回到了杭州。这一回我想大概可以把父亲从乡下接到杭州来，让他安安心心度一个晚年了，不料又碰到了新的困难，一是没有房子，二是户口不好报。不过我想无论如何明年是一定要把他接出来的，一方面为了了却他的心愿，另方面也是为了实践我二十多年来始终未能实践的诺言。因为当时我正在负责筹建一个新的专业，忙于到上海、北京等地一些大学联系有关事项，便决定在这一次出差任务完成后，即回乡下去接他出来。但是，谁又料想得到在这个愿望即将实现的前夕，突然传来了父亲病重的消息！啊，父亲啊父亲，您的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幸呢？

……回忆像茧壳上的蚕丝，绵绵不断。忽然，车厢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把我从回忆中惊醒。夜已然很深了，车厢里已经安静下来，旅客们有的趴在茶几上，有的靠在椅背上，歪七斜八地打着瞌睡，车厢顶上的电灯也关掉了一半，那柔柔的灯光惨白惨白的，无声地洒落在人们的头上和肩上。我抬头瞥了一眼头顶的电灯，不知为什么，那乳白的灯光竟幻变成了一双镶嵌在深陷的眼窝里的两只黯淡无神的、交织着焦虑和悲哀的眼睛，而那车轮碾着钢轨的“彻夜喀嚓、彻夜喀嚓”的音响，也仿佛是父亲局促的沉重的呻吟。啊，父亲，您的儿子正在车上连夜赶路，您现在的病情怎样了呢？您千万……

第三天的中午才赶到家里。我将提包往地上一扔，便奔进里间屋里去看父亲。父亲躺在一张临时架起来的板床上。他灰白的头发、灰白的胡子又粗又长，脸色蜡黄蜡黄的，两颊深深地凹陷进去，好像脸上的肉都乾枯了，只有一张薄薄的皮贴在颧骨上，从那乾瘪的嘴角急促地喷着粗气，眼睛紧闭着，深深地埋在眼窝里。我俯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喊着：“爹！爹！我回来了，您的儿子回来了！”喊了几声，他开始吃力地慢慢地睁开眼睛。啊！这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先前那种闪耀着希望和生命的光亮不见了，眼神灰暗灰暗的，像两个深潭里汪着的两窝不见阳光的死水。他定定地盯着我望了一会，大约终于认出了我是谁，张了张嘴巴，想跟我说话，但张了几次，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痛苦地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

姐姐告诉我，父亲得的是哑中风，右半身完全瘫痪，一点都不能动了，嘴巴也哑了，一句话都不能说。前几天还是好好的，那一天早上到附近小镇去买点东西（他一个人住在乡下，生活起居一切都靠他自理），回来就觉得舌头不大听使唤，到了下午，手脚也失去了知觉。于是便躺倒了。针灸，吃药，都不见效。

我默默地望着父亲瘦削的灰暗的脸，望着那石刻一般的深深的皱纹，想起二十六年前他亲自挑着行李送我到车站的情景，想起毕业分配前夕他为我张罗着弹棉被的情景，想起我下放劳动那一年给我寄的几斤粮票和那一封信，想起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晚年以后，他和母亲两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的情景，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仿佛又听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声音在说：“我这一辈子，能到杭州、上海去玩一次，也就满足了。”啊，父亲，父亲，二十多年了，我居然连您这个最低的也是唯一的愿望，都不能帮您实现！如今，眼看着这一天即将到来，您却又不幸得了这样的病！您的病还能好起来么？您还能让我陪着您去游西湖、看国际饭店么？您还能不能给我最后一个机会，让我来实现二十多年前的诺言，了却您的也是我的二十多年来一直埋在心底的心愿呢？

父亲又慢慢地睁开眼睛，定定地望了我一会，慢慢地从被窝里伸出他那只唯一还能活动的左手，用那五个乾枯的竹竿一样的手指比划着手势，我凑上去猜问什么意思，猜了几次，都没猜对，他大概也累了，无可奈何地轻轻叹口气，摇摇头，把手缩进被窝，又慢慢闭上眼睛。姐姐说，父亲躺倒后经常比手势，但谁都猜不到什么意思。看样子，他有不少话想跟我们说，但可惜一句都讲不出。我想着二十多年来我几乎是每隔五年才能回来一次，父亲想要跟我说的话一定是很多的，但谁能料到，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他却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难道在他生命弥留之际，竟不能再跟我说一句话了吗？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又禁不住簌簌滚落下来。

我请了几个医生来会诊，又根据医生的意见，给他吃了几帖重药，但仍没有明显效果。医生说毕竟是年纪太大，好转的希望是很小的了。我们只能请求他们继续想想办法。

在家里勾留了一段时间，我不得不返回工作单位。我们把父亲安置在姐姐家里，又请了一个堂房嫂嫂帮忙姐姐料理父亲。临走的那一天，我又走到父亲床前。他刚好睡去，我不敢惊动他，告诉他我又要离他而去了，怕更引起他的伤心。我只默默地呆望着他的脸，那双曾经那样慈祥地充满着对美好希望的憧憬看着我长大的眼睛现在是闭着了，但在我的心里，这眼睛却是永远张开着的，而且一想起这眼睛，就有一股无法弥补的内疚之情和无比的哀痛袭击我的心头。我含着眼泪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父亲啊，但愿您能够战胜病魔，慢慢地恢复健康！到那一天，我一定带着全家的人来迎接您……”

但是，这一天终于没有到来。父亲在病床上苦苦捱过了七个多月以后，终于与世长辞了。他终于没有留下一句话。

然而，在我的心里，却留下了终生遗憾，无穷悔恨！且永远无法抹去！